2013年12月15日晚上7:20，公司中国近现代史系列讲座第5讲在江安校区综合楼C403教室举行；刘世龙教授为同学们做了题为《关于“后话说前事”与“后来说前话”----历史表述的两种方式》的报告。王东杰教授主持讲座,数十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出席。

刘世龙教授首先简释了他所归纳的“后话说前事”和“后来说前话”这两种历史表述方式的含义。“后话说前事”是指当事者或非当事者在表述以前发生的某事（“前事”）时所用的词语，但未必就是在其事发生的当时就有的；这些后来的词语（“后话”），特别是表示概括指称的关键词，对于“前事”的内容，有所对应，也有所错位，且其错位程度会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增减；虽然用“后话”来“说”（和写）以前某事者，也力图使人们相信其所“说”（和写）之“真”。与“后话说前事”所交互为用的则是“后来说前话”。这里的“后来”即某事发生之后，人们（当事者或非当事者）在表述其事时，为显得“真实”而使听者（和读者）相信，往往就力图把话“说”得（和写得）很像当时(“前”)。随着当事者的离世，非当事者对于其事，虽也致力于把“话”越“说”越像以前那个当时，但也和当事者在世时一样，难免有意（或无意）不离开其当下语境所需。其所说虽指向历史，其所想则难离现实，于是就很难完全复原历史的原生态。

接下来，刘世龙教授分别以南京、重庆两地的近代建筑遗存的一系列名称为例而进行剖析。在政府部门有关文件所认可的南京近代建筑遗存名称中，“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中的“天王府”，其前身和后身均为清朝的两江总督署，而太平天国政权将之自称为“天朝宫殿”，但曾国藩则将之改称为“伪天王府”。刘世龙教授就为什么曾国藩会这样改称呢？提请同学们思考。在“天朝宫殿”被毁后重建的两江总督署所在地，相继成为辛亥革命中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总统府”、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总统府”所在地。刘世龙教授对其建筑实体与其名称的衍变过程作了考察，向同学们展示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后所为之补拍的照片和陈逸飞、魏景山所作《蒋家王朝的覆灭》（后改名为《占领总统府》）的油画，并且对该照片和该油画作了细节异同对比。“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也是被政府部门有关文件所认可的名称之一。刘世龙教授指出其实“临时政府”与“参议院”并非同一地点的同一建筑实体，后者的前身为清末影响很大的江苏谘议局所在地。

刘世龙教授对于重庆的近代建筑遗存名称为政府部门有关文件所认可者，指出“曾家岩、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的名称与当年的语用实际有所偏移。当年所用名称实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其前身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再前身则为南京沦陷前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对于重庆城区中核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人民解放纪念碑”的口头缩略语），刘世龙教授根据与其相关的档案报刊史料，指出其前身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47年10月10日揭幕典礼），再前身则为“精神堡垒”（1942年元旦稍前建成的木结构四方形炮楼式建筑）。而考察“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初衷，曾有在碑上树铸蒋介石铜像并为蒋祝六十寿辰的提议，但被蒋介石否定（亲笔批斥其为“封建残余之恶习，实非今日时代所应有”）。从张群所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文》来看，该碑旨在纪念和传承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的精神，体现了对日本抗战的集体记忆之民族性。但其被改称为“解放碑”后则承载着中共建政六十几年的历史记忆；且若无刘伯承改写题名的护佑，该碑就极难遗存到“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

上述阐释之后，刘世龙教授概括“天王府”之于“天朝宫殿”，“临时政府参议院”之于“参议院”；“八路军办事处”之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人民解放纪念碑”之于“抗战胜利纪功碑”等，都属于“后话说前事”。但在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的过程中，被易之名原来所蕴含的内容，在“后话”（后来的词语）所述以前发生的某事（“前事”）之时，其相关内容就难免不被有所遮蔽。另一方面，“后来说前话”时，所优先选择的重大历史记忆往往为时局所亟需。“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得名于1982年，当时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犹红有余紫。2002年11月重挂“总统府”金字之时，则很难没有遥对海峡彼岸之意。

报告结束后，刘世龙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有关“后话”对“前事”的遮蔽及其时空错置、“18GA”（十八集团军）臂章照片等问题。最后，王东杰教授从史料辨析与“真相”流变等角度做了点评，和同学们用掌声感谢这场报告，并宣布公司今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系列讲座到此暂告一段落，相约到下学期“春暖花开”时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