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纪念讲座:反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发布日期:2014-04-15 作者:管理员来源: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2014414下午3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先生应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之邀,在文科楼五楼藏学会议室以“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为题,为在场师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
霍巍经理主持讲座,李德英副经理、罗志田教授、徐亮工教授、刘复生教授、王东杰教授、韦兵副教授、徐跃副教授、杨兴梅副教授,郭书愚、査晓英、徐法言、王果、王煜、姜莉、何凯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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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Chin-shing Huang),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7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83)。师从史华慈与余英时。现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
黄进兴先生认为分属中西文明下的历史意识各有其特色,中西史学于清末才发生实质性交汇。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可视为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然1912年西方史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亦著《新史学》一书。可见“新史学”中的“新”字,在不同时段有其不同意涵,自有其特定的对话对象,且“新”字本身已是价值所在。就近代中国史学而言,自梁氏“新史学”文(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一出,中国史家吸纳西学、积极改造传统史学的做法延续至今。而后现代主义作为晚近西方思潮,其与中国既有史学传统的碰撞亦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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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所倡导的“史学革命”在今天看来,有变者,亦有未变者。变的是,进化史观式微,民族主义史学亦受到挑战(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未变的是:一、“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也是近代史学一直以来的两大特点。
就“史料”而言,西方在17世纪形成了“史料”观念,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分,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梁氏于日本间接接触并接受了此种治史观念。柳诒征、胡适、傅斯年等皆认同此观念。
就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而言,清末梁氏已将“史学”脱离“四部”、归入“社会科学”。近代史学在不断借鉴、吸纳诸多社会科学的同时,“史学”本身何以自处却成为问题。因为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以连续性与特殊性为特点,这与强调断裂性与概括性的社会科学相矛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反思社会科学的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史学界。“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解构”(deconstruction)等“后现代名词”充斥于历史写作。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正面冲击主要有二: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二、“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后设叙述”即“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包括民族主义、进步史观等;后现代史学则取而代之以“小叙述”的“微观史”(micro-history)。“语言的转向”则反对实证史学,从史实回归语言,从语言回归文本,在从文本回归至符号,将语言与经验完全隔绝,“史料”被其解构。
黄先生认为,就方法论的意识而言,近代史学的既有方法论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史学的“高歌猛进”亦使其自身陷入吊诡:他们一方面反对“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又主张“现代主义”应迈入“后现代主义”,有“后设叙述”之嫌。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当然,后现代主义虽有偏颇,但有助于史家省思文本与史实之关系、开拓史学研究新的领域。
讲座结束后,黄先生对与会师生的问题一一作答。霍巍经理代表学院向黄先生表示感谢,并赠送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