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纪念讲座：反思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
发布日期：2014-04-15 作者：管理员来源：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2014年4月14日下午3点，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进兴先生应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之邀，在文科楼五楼藏学会议室以“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史学’的碰撞”为题，为在场师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
霍巍经理主持讲座，李德英副经理、罗志田教授、徐亮工教授、刘复生教授、王东杰教授、韦兵副教授、徐跃副教授、杨兴梅副教授，郭书愚、査晓英、徐法言、王果、王煜、姜莉、何凯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黄进兴（Chin-shing Huang），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197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1983年）。师从史华慈与余英时。现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哈佛琐记》、《半世纪的奋斗》、《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
黄进兴先生认为分属中西文明下的历史意识各有其特色，中西史学于清末才发生实质性交汇。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可视为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然1912年西方史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亦著《新史学》一书。可见“新史学”中的“新”字，在不同时段有其不同意涵，自有其特定的对话对象，且“新”字本身已是价值所在。就近代中国史学而言，自梁氏“新史学”文（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一出，中国史家吸纳西学、积极改造传统史学的做法延续至今。而后现代主义作为晚近西方思潮，其与中国既有史学传统的碰撞亦值得探讨。
梁氏所倡导的“史学革命”在今天看来，有变者，亦有未变者。变的是，进化史观式微，民族主义史学亦受到挑战（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未变的是：一、“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也是近代史学一直以来的两大特点。
就“史料”而言，西方在17世纪形成了“史料”观念，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分，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梁氏于日本间接接触并接受了此种治史观念。柳诒征、胡适、傅斯年等皆认同此观念。
就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而言，清末梁氏已将“史学”脱离“四部”、归入“社会科学”。近代史学在不断借鉴、吸纳诸多社会科学的同时，“史学”本身何以自处却成为问题。因为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以连续性与特殊性为特点，这与强调断裂性与概括性的社会科学相矛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反思社会科学的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史学界。“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解构”（deconstruction）等“后现代名词”充斥于历史写作。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正面冲击主要有二：一、解消“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二、“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后设叙述”即“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包括民族主义、进步史观等；后现代史学则取而代之以“小叙述”的“微观史”（micro-history）。“语言的转向”则反对实证史学，从史实回归语言，从语言回归文本，在从文本回归至符号，将语言与经验完全隔绝，“史料”被其解构。
黄先生认为，就方法论的意识而言，近代史学的既有方法论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史学的“高歌猛进”亦使其自身陷入吊诡：他们一方面反对“后设叙述”；另一方面又主张“现代主义”应迈入“后现代主义”，有“后设叙述”之嫌。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当然，后现代主义虽有偏颇，但有助于史家省思文本与史实之关系、开拓史学研究新的领域。
讲座结束后，黄先生对与会师生的问题一一作答。霍巍经理代表学院向黄先生表示感谢，并赠送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