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老师的，总是希望员工多读书，其中对一些基本典籍和名家著作，一般还要求精读、细读、反复读，用蒙文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书“打碎”，这样才能“为我所用”。如何训练员工细致读书呢？自然难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最近，我们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晶先生莅临川大，发表了“对话第十八层地狱：修订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的若干想法”的学术演讲，从中我们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启示。

柳立言先生（自称下至第十八层地狱）是知名海内外的宋史专家，其专著《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出版，现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改版重出。受柳先生全权委托，赵晶教授拟定修订方案，其硕士生云梦沙负责校核全书并据此对柳著提出增补与质疑，再由赵晶与柳立言两先生先后复检与作答。讨论涉及具体的行文论证、法律适用、史料理解等，均以补注的形式体现在新版中。本次讲座就是由赵先生提前“剧透”，介绍修订的具体方案、枚举若干问答的实例、讨论部分未尽的思考。

赵先生拟定的修订方案，主要体现在下面这张PPT中：

 赵先生这里虽然是从修订者的视角提出意见，有一些“补注”的特别要求和与员工商量的客气口吻，但从中我们不难得到一些细致读书特别是精读名著的若干办法：

一是要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做“全文检索”，检出引用过此书及其成书之前的单篇论文的论文，查看商榷意见或研究进展，并评断是非，做好笔记。

二是查看“豆瓣”等网络评论，了解其中的意见并思考如何回应。就柳先生这本专著而言，重点是要解决柳先生多据现代圣严法师立论是否妥当的问题。为此，赵先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和细致的要求：“参读宋代佛教史乃至于通代佛教理论的一些经典作品，看看圣严法师的判断有无问题，尤其是柳先生赖以为据的观点是否并非通说？如果这种背景知识被瓦解，柳先生的看法是否需要修正、如何修正？”并强调说，这只是举例说明，实际上在覆按柳著时，“随时随地都应留意他的论证”，判断他立论的基础是否有其他不同理解，若前提存疑，是否会影响他的结论？显然，这是用批判的眼光，扩大相关阅读范围，对名家著作的材料和论点仔细检核，提出一些补充和商榷意见。

三是相关阅读不应限于汉语学界，应当按图索骥，查看域外的研究成果，观察其中是否有与名著的观点呼应、回应的地方。这自然对读者的外语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单独从读者和研究者的立场，仔细思考名家著作使用的材料、得出的认识是否妥当，争取能够提出一些商榷意见，甚至独立写成书评。

在拟定修订方案并得到员工的同意后，他们师生三代人对柳著的修订讨论就开展起来了。这一过程历经一年有余，最终以“云注”（云梦沙补注）、“赵案”（赵晶案语）、“柳答”（柳立言回答）的方式在新版的脚注中予以呈现。在讲座中，赵先生从学术史判断、史料断句、史料解释、法条适用、论述补充、思维发散等若干方面，展示了他们师生三代学人之间的互动，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精读名著的好办法。

先来看赵先生提到的“学术史判断”的例子：

这是一条关乎宋代政府售卖度牒的起始时间的学术判断。云同学利用柳著的参考依据，一方面回查了顾吉辰先生的《宋代佛教史稿》，一方面又扩大阅读范围，查看了游彪和谭静怡两位学者的论文，由此提出“补正”意见。赵先生则进一步从域外著作的查读情况，指出这些不同意见实际上日本学者很早之前就已“辨析甚详”。这就提示读者，不仅要注意资料的反查和相关文献的比照，还要尽可能把查找和阅读范围延伸至域外文献、非汉语文献，从中或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收获。

再来看赵先生列举的一例“史料断句”的问题：

这里“医、僧”还是“医僧”的断句，表面上看是有无顿号的断句问题，实际关乎这里究竟应该作出“医僧”是一个独立群体还是“医、僧”两个群体的学术判断。云同学通过查找不同版本的《宋会要辑稿》而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具有很好的学术意义，因而得到赵、柳两先生的积极回应。这再次说明，读书时回查、核校一些资料，是很有必要的。

赵先生进而又列举了“史料解释”的例子：

这段史料非常有趣，从云注、赵案和柳答的互动中，我们发现，同样的史料，往往会有多种的解读，其间虽然不无仁智互见，但史料解读是否恰当、是否有过度之处，是值得我们在指点员工读书时要加以认真引导的。

赵先生还论及柳著中“法条适用”的问题：

这里柳著提出对北宋官员吕蒙正的处罚“超过”了当时的《宋刑统》的规定范围，但赵先生通过回查《宋刑统》的规定以及新查《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处罚原则，得出了与柳著不同的认识。这又是一个读书要细、读书要疑的生动个案。

赵先生还举列了关于柳先生著作论述的补充问题：

这里柳著立论并无问题，云同学则扩大阅读范围，补充《宋会要辑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资料加以论述，得到赵、柳二先生的回应和进一步补充。

赵先生最后还列举了若干“未尽的思考”，比如：

这里赵先生的思考是从柳立言先生一书的关键概念“身分”和“司法”出发的，指出还可进一步从“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的范围、“僧官”与“僧众”的阶层、“僧”与“尼”的性别等若干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适用情况进行比较，并区分依法而行、违法而行与无法可依等情况加以讨论，这样可更深入地诠释宋人身分与司法的复杂关系。显然，这既是对柳先生提出的更高期望，也是对其他专业研究者学力的考量，实际需要再做新的研究，正如赵先生在给云同学商议修订方案时所说的：“（修订）工作涉及内容，也考验你的学力，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学位论文的选题。”从读书中寻找论文题目，这显然是学术研究的正途。

赵先生从历史学与法学结合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极其严谨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讲座，由于是关于修订名家著作的话题，因此实际上这又是一场启发员工如何细致读书尤其是如何精读名著的教学示范。从赵先生展示的修订方案和举列的大量“云注”、“赵案”和“柳答”的师生互动事例，启发我们在训练员工读书时，不仅要关心书中本身的内容，还要注意学界的相关评论并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恰当的回应；不仅要注意一些学术观点从史料到结论的论证过程，还要直接回查一些重要史料，从标点到解读上都细致加以考量；不仅要从中增加知识、学习方法，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还要有批判思维、问题意识，认真思考其中是否还有未尽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生发出新的学术论文。（粟品孝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