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陈老师先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学术研究方向。他曾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试图从历史人类学角度研究西方的人类学家如何研究藏文明。

研究中，他注意到西方英语世界中使用“China”的指代与中文的“中国”意涵不同。在西方“China”、“Tibet”、“Taiwan”等经常并列使用，而中文中这种并列罕见。这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兴起并东渐相关。用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概念来描述中国显然是不相符的。那么“China”最初在西方到底指代什么呢？

陈老师广泛阅读了16-17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的文献，梳理出China的诸种含义。最初是1510年代，葡萄牙文献中出现China。1523年有用“Schina”指中国的。从那时起，至1616年间，“China”的意思有几种：小石头（stone）、计算器（Counter）；一种药材：China root（茯苓）、Venus bason (川续断)；行为，比如谨慎（scrupulous）、怀疑（doubt），鞠躬（down bending）等意；王国（kingdom）或区域。1658年的文献中以中国的君主为天子和全世界之主（即signore di tutto il mondo,天下共主的意大利文译法）。

那么，中国是一个王国还是帝国（empire）呢？陈老师接着介绍了一些基于族性的想象中国的方式，他们跟古代中国的天下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相去甚远。想象中国应与历史同行，应从“China”转向“中国”。在研究中，陈老师经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教授提示,关注到柔克义（Rockhill），并在胡佛图书馆找到其相关档案、日记进行研究。

柔克义曾起草过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晚清时曾任美国的驻华大使。陈老师特别强调柔克义的多语言心理对他此后的相关研究的影响。柔氏会多种语言，包括英、法、拉丁、藏文、中文等，这使他在日记和平时记录中，可以轻松地进行多语言转换。他曾两次去到西藏（陈老师向大家展示了两次的详细路线图）。柔克义对中国的朝贡体系有过接触，他在1886和1887年之交在朝鲜任美国驻朝代办；陈老师也举了柔克义当时收到的朝鲜给美国的照会说明中国的朝贡体系。另一点，他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Ritual China）。柔克义有一篇专门讲磕头礼仪（the kowtow etiquette）的文章。陈老师并就此讲述了当时中西方的宫廷觐见礼仪之争。他的另一种解释是把中国当作商邦（trading China）,这和中国历史上向海洋发展有关。

最后，陈老师认为“中国”的内涵很丰富，没办法实体定义，只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而现代中国构建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包括56个民族（Min Zu,而非nation或ethnic group）,中国只有一个民族（nation），即中华民族。这与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工程有关,造成马戎所批判的二元中国结构；因此罗志田、王铭铭和赵汀阳等学者皆关注到历史上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存在。陈老师最后认为“中国即天下共主”（the shared lord of all under heaven），并举出1925年对孙中山葬礼仪式的争论为例。

讲座中，陈老师的语言活泼生动，深入浅出，通过多次的互动讨论，积极调动欧洲和中国员工思考和参与讨论，带领中欧员工畅游于欧中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让同学们收益颇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波副教授对于资料引用的谨慎恰当，潜移默化地使外国员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与博大。最后大家以热烈掌声感谢陈老师的精彩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