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研讨总结会
发布日期：2014-10-14 作者：管理员来源：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2014年10月12日下午四点十分，“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总结会在合江亭翰文大酒店7楼会议室举行。总结会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李德英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谢维研究员做学术总结。
谢维研究员将本次会议的主题分为近代、地方、思想、生活四个关键词。谢维研究员指出罗志田教授将地方再概念化，不但突破了国家与地方对立的层面，而且强调在郡县空虚的情况下国家行政的缺席，国家与地方并非零和关系，乃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礼下庶人乃教化的普遍性，教化不单是心灵的净化，而且通过教化，地方乡绅还可以获得国家的认可和社会的拥护，从血缘到地缘，建立自治的乡村社会。赵世瑜教授研究的是一个土司和流官治理相结合的边陲小邑，国家控制力并不强，但随着晚清时期的改土归流，这种统治模式逐渐破产，导致了清廷治理的困境。李世众教授的论文则提供了地方治理的丛林法则，地方除了宗族关系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如袍哥、胥吏等社会群体，这些组织有点像义和团时期的大师兄二师兄，在很短时期内能够积攒起来很大的能量，实际上乡绅治理乡村除了和政府打交道外，还要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打交道。罗士杰教授不单谈了民间信仰延续性的问题，而且谈到了民间信仰的反作用力，即汪汎森教授提到的国家和地方不单只是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而且还有自下而上的作用力，民间和国家的关系不单是控制和反抗的问题，民间经常利用国家等符号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同时谢维研究员指出近代中国历史除了连续性之外，还有很多断裂，近代化带来的问题也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中国。陈廷湘教授指出了近代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农村现代化的前途如何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科举废除后，乡绅逐渐变成城绅，财富也向城市集中，在这个层面上由谁治理乡村便成了一个大问题。罗安妮、王果的论文都提到了卢作孚的个人实践，实际上在城市化背景下，以乡村自治为形式的治理因为缺少专业人员和资金而显得困难重重。佐藤仁史教授的论文是在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背景下来理解江苏省嘉定县地方自治过程中绅士的行为，作者所言的乡绅实际上是新乡绅，因为士绅一入学校，接受新教育便准备进入城市，从此便在农村扎不了根，新媒体、新交通方式等都成了他们的工具。冯筱才教授的文章指出了张棡日记记载反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具体事例，除了利益外，还有意识形态问题，传统经典变成了三民主义是张棡这些人所不能接受的，国家内化其实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化，到了近代以后，儒家意识形态衰弱甚至瓦解，其他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能在民众中间扎下根来，这实际上是地方治理的一个大问题。王笛教授的文章提到了不同叙事模式下的袍哥，其实袍哥也需要意识形态来进行统合，过去的学者往往不自然的把意识形态内化的情况单一化，其实往往可能有两种以上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人头脑中扎根，因此人的思想是有缝隙的，历史研究需要尽可能的多元化。
谢维研究员学术总结结束后，在李德英教授的主持下，与会学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罗志田教授指出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貌似地方消失了，连锁超市开到了家门口，土特产也在家门口可以买到，但是看看最现代化的美国，随处可见地方性的东西，地方不会消失。当然这也和制度、文化等因素有关系，因此前景是乐观的，只要现在需要认清楚这些问题。乡村建设有许多模式，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是小众的，是将农工商城乡接合为一体，卢作孚通过在重庆北碚的实验，将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变成了重庆最有活力的地方，卢作孚集将军、企业家、天下士等角色于一身，他之所以会成功，是应为当初的重庆国家的力量并不强大。王笛教授指出对当今的农村消失不必悲观，消失的农村多在大城市边缘，而中国依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地区。冯筱才教授指出城市化并不单单是大城市边缘的问题，许多小城镇周边的农村都面临如此危机。杨天宏教授指出中国有14亿人口需要吃饭，因此农业和农村不会消亡，而不过是转化了形式而已。罗士杰教授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和二战后的日本为例，认为彼时期的台湾和日本都面临这城市化的问题，然而现在都出现了城市化的回流。李金铮教授指出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随后与会学者们从土地所有权、农民自主权、国家地方关系等角度对城市化问题进行讨论。
最后，《近代史研究》徐秀丽主编指出，两天会议颇为紧张，讨论深入，以后应多召开这种小规模的研讨会。并感谢对本次会议作出贡献的与会代表和主办方，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经理霍巍教授和副经理李德英教授代表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感谢《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信任，并对与会人员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