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康河计划”伟德国际BETVLCTOR工作站“欧洲人类学”系列讲座之三：战争中的身体与证据的制造：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
发布日期：2015-04-10 作者：管理员来源：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4月8日下午，玛雅博士在伟德国际BETVLCTOR藏学研究所111室，做了题为“战争中的身体与证据的制造：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的讲演。此次讲演是由剑桥大学“康河计划”伟德国际BETVLCTOR工作站举办的第二期“欧洲人类学系列讲座”的第三场。继上讲“由‘身体’路径思考‘欧洲’”后，本次讲演的主题是：从“后冲突”人类学（postconflict anthropology）的角度，继续思考身体的概念（notion of bodies）与技术（technology）的关系。
为向听众更清楚地展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在进入案例分析之前，玛雅博士仍就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扼要介绍，强调在民族志（ethnography）撰写中，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重要性，并提出：“每一个独立的研究都要有符合其自身的研究方法”（Each research necessitates its own design）。而其个人的研究路径是循着以下问题展开的：“在‘后冲突’语境下，做人类学研究意味着什么？”“怎样定义‘后冲突’语境？”“怎样才能研究人们在冲突之后对现实的重构？”“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如何重构‘风景’（landscape）作为鼓励记忆或遗忘的记号？”等等，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促使玛雅博士选择了——“后冲突”社会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原住民团体向西方（主要是英国）的博物馆、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私人收藏家等要求返还祖先遗骸（Repatriation）回岛过程——作为研究案例。
在国际上有关“身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dy）研究正在经历由将“身体”视作一个整体（integral unit）到作为“身体”的遗骸（dead bodies）与分割的肢体（dismembered body parts）的转向、针对人体器官移植市场蓬勃发展等研究成为“身体人类学”中显学的时候，玛雅博士则将研究目标定睛于医学上无用（medical unusable）、却仍为新科技所干预的身体及其部分也即遗骸上。
玛雅博士把位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与欧洲的塞尔维亚作为对比研究目标，探讨同样属于“后冲突”社会的两个地区，因着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各自是如何通过对分割肢体的重组、完成其对共同体（包括：归属感、亲缘、集体历史记忆）想象以及形成不同的重组模式。而在两种模式中，对其祖先遗骸的处理占据着中心地位。祖先的遗骸更成为其对自身受难史、现实政治权利、身份认同合法化与实体化的核心证据。玛雅博士在塔斯马尼亚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原住民学者、社会活动人士以及英国学者、社会活动人士、博物馆学家、律师等进行交流，以探究——“遗体遣返”何以成为身份认同载体的关键部分以及追求精神完整性（spiritual wholeness）过程的关键环节——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层动因。
为了清楚呈现塔斯马尼亚岛民索还祖先遗骸的历史渊源与运动现状，玛雅博士追溯了塔斯马尼亚岛原住民被英国殖民的历史：19世纪在英国白人殖民者登上塔斯马尼亚岛后，大批原住民因致命的传染病、强制迁移与劳役而死亡。其遗骸亦被当作其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实验材料（澳大利亚及其附近岛屿的土著位于“进化链条”的最低端），被送往英国进行医学与人种学研究。英国殖民当局亦在1876年宣布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已“灭绝”。然而，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被官方宣布“灭绝”的原住民，人口不断增加，以至到了2001年时已经有15773人。
这些岛民随即将索还祖先遗骸作为其现实政治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此运动视为与白人殖民者“未完结的战争”。原住民团体向英国政府正式提出“无条件遣返所有祖先遗骸”和“禁止现有一切对其祖先遗骸的进一步科学研究”。随着原住民公民身份的合法化以及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法规（Human Tissue Act），原住民团体最终迎回了其部分祖先的遗骸。不过距离原住民团体要求索还在全球范围内共计6万余具祖先遗骸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遗骸遣返对于原住民团体具有深远意义：不仅事关其祖先精神的完整性，亦事关其自身的精神质量（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living）。如果冲突、疾病或人为干预，使得完整的身体变得不完整；那么，原住民迎回其祖先遗骸并加以归类、使在地化（localize）、构建与仪式化“身体”的行为，则是将分裂的身体重组为完整。今日塔斯马尼亚的本土性（Aboriginality），亦只有通过血统、自我描述与共同体的接纳，才能实体化（substantialize）。而作为正当性证据（proof of authenticity）的祖先遗骸，在实体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在遗骸中，不仅倾注了政治权利、所有权或者和解的诉求，更将遗骸作为使其亲缘、历史与未来合法化的重要载体（vehicle）。原住民不仅对怎样处理其祖先遗骸的问题进行谈判，更对其自身身体潜力的问题进行谈判。
通过对塔斯马尼亚岛民追索祖先遗骸的问题研究，玛雅博士指出：“‘身体’位于当代争论非常激烈的几大议题（科学理性、合法性、财产权与人权）的交汇点。并且，‘身体’总是触及到问责（accountability）、正义（justice）、私人恩怨（personal grief）、牺牲（victimization）、受难（suffering）、遗骸（dead bodies）等牵动人强烈情感的主题。因此，在塔斯马尼亚，遗骸不仅代表着物质材料，更为人们提供了对现代性（modernity）、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等主题讨论的语境或框架”。
听众们与玛雅博士，就“作为‘后冲突’社会的斯里兰卡与塞尔维亚、塔斯马尼亚有何异同？”，“如果祖先是施暴者或压迫者，其后代会以怎样的方式将其纳入自身的身份认同？”，“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该怎样处理与当地人的协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为加深对演讲内容的理解，伟德国际BETVLCTOR中国藏学研究所玉珠措姆副教授对玛雅博士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概要性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