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上午10时，德国著名埃及学家、宗教学家，海德堡科学院院士，“文化记忆”理论开创人之一的扬·阿斯曼（Jan Assmann）教授应公司邀请，于文科楼五楼藏学所会议室以“发明古代：文字、典范与往昔”为题，为到场师生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杨劲副教授担任全程翻译。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马晏子先生亲临会场。王东杰教授、韦兵副教授、周鼎、辛旭、王欢等老师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列席。王东杰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扬·阿斯曼教授首先指出，“往昔”蕴藏在物态的遗物中，通往“往昔”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便是借助文字的力量。他欲以古代文化尤其是古埃及文化为例，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回溯文字发明的状况，可以发现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媒介，将不可见之物变为可见，突破时空限制予以传播。广义上，岩石壁画、洞穴壁画、结绳记事等均可谓文字雏形；狭义上，语言文字形成于五千至六千年前，其于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文字具备两种功能，即沟通与储存。若考察文字发展的最早地点之一的古埃及，很大程度上是储存功能导致了文字的出现，即文字多产生于“档案精神”，以便在早期国家形成与城市化进程中搜集和储存记忆所无法应付的数据。在此亦需对文字系统与文字文化作一区别：前者主要着眼于图像文字、词汇文字、音节文字、字幕文字等现象之间的差异；后者则文字的社会根基，识字者在社会中的参与度与社会地位，以及文字书写的各种功能。

这里所探讨的文字于“往昔”的文化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针对文字文化而言的（文字系统亦不能被忽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财产拥有与义务关系导致书面字据的出现，这些数据渐被搜集和保存，这便是档案（此时多限于经济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国家的形成，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新形式逐渐出现，以致文字使用——如埃及文字——扩展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即政治排场、宏伟的墓葬文化与膜拜。

但这种扩展并不能说明文化的核心区域为文字所囊括。而这一“核心区域”便是“文化记忆”。它是指集体记忆的某种形式，这种形式使社会能够跨代际地对自己及其象征性的意义世界进行再生产，此形式展现出一种关联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将空间性的群组联系为共同体，并在时间维度中将群组联系成为社会，而这一社会则根植于往昔并构建未来。“文化记忆”在内容上关系到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这种“知识修养”极为重要。“知识修养”涉及那些阅读与书写的机构。其实，“文化记忆”除了通过文字，还能以其他方式（如口耳相传）被记载下来。至少在古埃及，文字经过一千多年才最终进入文化的核心区域。

至于文化文本的保存，其当时的语言与后来不断变化的口语会发生断裂，而具有典范意义的“古代”或“古典时期”正是以这种断裂为前提的。“古代”这一概念包涵了邈远、完结与完美，因此具有了“死灭”与“不朽”的双重意涵。这种“古代”的典范意义在世界上多个文明中均有出现，如古希腊人便“以古代为豪”，通过游历古埃及与小亚细亚诸地来感受“古代”。

将文化记忆诉诸文字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革新。以乐谱的发明（公元十世纪）为例，它所表达的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全新内容。一是文献日益分为中心与边缘。有些成为“典范”，有些则是“档案”。典范与档案亦会产生互动，文化记忆便随之改变与更新。

在古代世界的某些领域，出现了典范形成的第二步，即释义的产生。它奠定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精神世界的基石。一方面，典范性文本（经典）被提取出来，使之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以典范性文本为对象的评注文献出现，使前者的意义保持生机。

典范成为了实现集体身份认同的外在支撑，它是集体进行回忆的稳定因素，在典范中可以找到文化得以延续下去的奥秘。世界三大宗教便是其中典型。

扬·阿斯曼指出，上述典范的形成与释义的不断突破，于世界各大文化中同时性（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出现，这个时代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此时代如今常被视为人类进化上的巨大成就，但在他看来，其所呈现的主要特征则首先意味着人类与往昔的关联，坚守被奉为圭臬的传统，这种行为在此阶段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迈向新事物与根植于旧传统本就密不可分。只有根植于一个相对安全可靠、具有规范性的往昔之中，才能开辟新的未来。此时开始人类开始回溯、理解与整理之前几个世纪所取得的精神成就，此前不可想象的“秩序大厦”被建立起来，今天的我们仍生活在其中。雅斯贝尔斯这一理论的不足在于将所谓“轴心时代”之前的时期陌生化。随着古埃及学与叙利亚学的发展，古代东方已逐渐被纳入西方文化的往昔视野中，亦是对“轴心时代”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