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7日晚7点，戴史翠（Maura Dykstra）博士在望江文科楼五楼藏研所会议室为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师生带来一场精彩讲座。本场讲座题为“从清代的案件概念谈比较史和法学的关系”，由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周琳老师主持。李德英副经理、王果老师以及学院众多硕、博士研究生、本科生出席聆听。

首先，戴史翠博士讲解了本次演讲题目的缘起。她从学界把中国法律传统与欧洲的法律传统相对比的研究方法谈起，提出可以用档案等材料证明明、清的法律制度并非传统认识中的落后，因此不必不必将当时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例外去看待。最近，法律界、史学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观与思想史，那么时人如何理解当时的法律则成为关注的核心。研究法律也不光是研究其传统，还要注意研究其由传统到现在的演变。她还指出，可以用经济史中的制度史进行比较研究。

紧接着，戴史翠博士就“案件”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她详细分析了案件的产生过程，即在事件发生后，衙门书隶应求撰写的告状，交由知县进行“批”，再添加封面，并向被告发放传票并处理的过程。案件的处理多为三种状况，一是案件由知县批准，开传票后案件自行消失；二是在堂喻、判喻后案件解决；三是在打官司过程中案件受调解而消失或“息”，这些不同解决方式背后都有其深层原因。在案件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并不是案件的中心。简言之，我们现在接触的案件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档案而存的，时限基本为清朝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个人相连的工具，因此不能把案件看做是以法律为中心的故事。法律的本质则是划界的工具，是代表中央的存在，划分哪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哪些是地方的义务。

讲座结束后，现场同学和老师纷纷与戴史翠博士进行探讨，谈到了法律史中的西方中心观，即西方传统认识中的中国法律是落后未发展的，未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此观点言下之意却是将现代化道路的法律与欧洲法律模式划了等号。戴史翠博士认为年轻学者们可跨越传统观念的桎梏，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大家还积极讨论了案件如何由律到判，以及以例破律的问题，戴史翠博士补充道要将“成例”与“案例”区别开来，前者是出版中的，代表中央，后者是地方上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