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关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几点想法——在历史考古青年沙龙（成都）第一期上的讲话
发布日期：2016-04-27 作者：管理员来源：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在这次的沙龙之前，我想做一个10分钟的简短的发言。首先，我要对这次沙龙的召集者、演讲者和参与者表示欢迎和感谢。然后，我想谈谈我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几点想法来供给大家一起思考、讨论。
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一，是历史时期考古跟历史学的关系。我想，离开了历史学视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那它未来的发展和它实际上依托的平台以及我们后面要解决的若干问题，恐怕都是值得考虑的。第二，我觉得还要关注历史时期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亦即我们所谓的金石学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从金石学当中吸纳了很多东西，但是，西方的考古学传入以后，旧有的金石学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当中提供了什么样的养分？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考量，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对我们传统金石学的关注不够，没有把他放在应有的层面给以正面的回应。我们学院的老教授，也是我的老师张勋燎先生认为，在纵向上，金石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源头远远不是在宋代，张先生甚至认为，所谓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给它另外一个名称——中国古典考古学也未尝不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金石学里面很多例题，很多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理论，可以说，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时期考古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借鉴。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点，就是在新的时代下，西方学术对我们的冲击和我们的回应问题。在史前考古，新考古学派、聚落考古、后现代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的史前考古当中，冲击回应，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境。那么在历史时期考古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能感受到，西方的史学理论、西方的人类学、西方的艺术史，近十年来对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的冲击。其中，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图像学的理论方法，可以这样说，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的每一位年轻的老师，每一位年轻的同学，可能没有人不会注意到，比如说来自西方的巫鸿，汪跃进等等，以及我们本国的像郑岩的一批艺术史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跟我们考古学产生的冲击和回应。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历史时期考古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当然是新材料带来新问题，一方面是材料的扩充，另一方面是问题意识的凸显跟方法论的密切结合。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在考古学的话语体系当中，除了传统的类型学、地形学，我们的历史时期考古还应不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比方说，我们对历史文献的介入，对历史时期利用古文献进行断代的若干方法的导入和实践，比如朔闰干支的断代、地名的断代、人名的断代、职官体系的变化带来的断代等等，这些断代的方法，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具体方法的实践，而这些具体方法，可以逐渐地构建我们历史时期考古的一套方法论和一套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在中国，我们的文字传统和文献传统，才不是断裂的，不是破裂的，这都是一个连续体。还有这个问题意识当中，小，小到一件器物，一件铜镜，一件石棺的画像；大，大到我们若干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思考，甚至再上升到，重大的历史学问题当中，历史学视野下面的考古学的题目。举个例子来讲，已故的俞伟超先生，曾经对我们的墓葬考古，提出了几个阶段的说法，但是由于俞先生英年早逝（从他的学术创造来说确实是这样），他还没有把他这套体系和思想付诸研究实践，但我认为，他做的几个段落的划分，至少给我们一个提示——历史时期考古的段落，不是朝代更替的断代，因为他有他的滞后，还有他的超前等各种现象。这样一来，在墓葬考古中，我们可能要准确的、精确的利用我们刚才谈到的方法论，以对我们中国的墓葬演变，做一个重新的分期排年。像这些问题是大多数。那么像墓葬考古中还有若干问题，比方说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的宗教对墓葬的影响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我认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除了中国传统的道教，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对我们整个墓葬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还比如，我们中原与边疆地区，除了中原地区的材料以外，最近边疆地区的材料不断扩充，像西藏地区、新疆地区、东北地区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地思考、回应，并运用我们的具体研究，来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建构、学科建构、队伍建构等贡献我们的力量。老一代学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当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范例，像我们经常谈到的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他在对石窟寺、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丝绸之路、版本目录以及对唐宋金元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给我们做出来一些范式，那么我们谈论得比较多的，会关注他的《白沙宋墓》，会关注他对《金碑》（整理者按：即《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和云冈石窟的关系的研究。为什么？因为他在方法论上，与我们传统的类型学、地层学之间建构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桥梁。像已故的徐苹芳先生，我记得他写的《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整理者按：全文名称为《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可以说，发表以后，在当时中国传统的考古学界，呼应者并不多，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要做历史时期考古，那么像中国传统的堪舆术、《地理新书》这样的一些著作，就不能置之不理。
因此，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就该有新的问题意识，有建构新的历史时期考古理论方法的雄心壮志，今天我们与会的都是青年才俊，我们虽然不能非常自信地讲：今天我来了。但是实际上你来了。我认为，我们正在一个学科的转型期，如果说依靠我们若干青年，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老、中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地在发扬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到来。而且这当中若干的实践，包括像我们今天历史时期考古沙龙诸位讲者他们个体的实践，实际上也正预示着这个时代的到来，我对此充满期望，也充满期待，谢谢大家。
整理者：钟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