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明系教授、中国宗教研究会会长罗柏松教授以“四十二章经的佛经及其在道教文献中的奇妙历史”为题，在伟德国际BETVLCTOR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一楼报告厅举行精彩学术报告。讲座由考古系白彬教授主持，伟德国际1949始于英国姜生教授、韦兵教授，藏研所玉珠措姆副教授，宗教所段玉明教授等学者，以及伟德国际BETVLCTOR众多师生到场聆听并进行互动。

本场讲座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第一，罗教授主要围绕《四十二章经》在西方的翻译及流传情况进行说明，重点对该经典中的佛、道教因素，以及可能涉及儒家文学的影响进行分析。第二，以《道德经》为例，梳理它在西方社会的翻译和流传情况，并揭示西方人对《道德经》的跨文化误读现象及所造成的历史影响。

罗教授首先以汉明帝夜梦佛陀展开论述。他指出，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汉语的佛经，多数人将它作为佛教的入门读物，同时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语种的佛教经典，是西方国家认识佛教的首选素材。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版本，目前流行的版本有三种，分别是日本人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宋真宗御制版本和宋代守遂注解本，其中以后者流传最为普遍。

然后，罗教授分别对唐代禅宗文献《宝林传》和南朝上清派道教经典《真诰》中出现的《四十二章经》进行分析。通过比对，他首先指出，虽然《宝林传》中保存有《四十二章经》的内容，但并不是原始版本，而是经过编纂者的改异，二者存在许多差别。他认为《宝林传》中出现的“见性”“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等词汇，是禅宗佛徒有意禅化《四十二章经》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宝林传》中《四十二章经》是以“佛言”起首，并且当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孝道的典故，这种现象应该是受到儒家《论语》编著形式和内容的影响。他还强调西方人在接触佛教时，就是从被禅化的《宝林传》开始的，因此在欧美地区，人们对《四十二章经》和佛教的理解存在偏差。关于《真诰》中的《四十二章经》，经过与《大藏经》版本的比较，罗教授指出，《道藏》编纂者在借鉴佛经时，也作了一些篡改。比如将“爱”“色”“无我”“无常”“和气/合气”等佛教术语删掉，将“沙门”“持五戒者”“佛”等佛家名词改成“道士、仙人”“学道者”“紫元夫人、太上真人”等道家术语。通过一系列的比照，他认为，《四十二章经》的最早版本可能是通过《真诰》保存下来的，因为《大藏经》中的《四十二章经》是宋朝的版本。因此，他强调在研究某一宗教，还需要关注其它宗教的文献资料。

接着，罗教授对《道德经》在西方的流传历史和文化误读进行梳理。首先，他引用法国学者Marcel Granet 1934年的一句话“道德经是无法翻译的”（Daodejing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来强调翻译《道德经》难度难度非常大，但它却是世界上翻译最广的第二大类文献。与此同时，他还提到，18—19世纪，在欧洲人世界宗教观念当中，只有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而印度教和佛教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术语。因此，当《道德经》被不同人引进西方时，人们对这一外来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例如17—18世纪，当《道德经》开始被翻译到西方时，欧洲人认为中国的道教是埃及人的宗教；在耶稣会人员将《道德经》翻译成拉丁文过程中，他们认为《道德经》中有基督教的内容，并将《道德经》与《圣经》中的内容相符会，将《道德经》与“一神教(Monotheism)”“三位一体（Christian Trinity）”等概念相勾连；他们还将《道德经》第14章中出现的“夷（yi）”“希（xi）”“微(wei)”音译成基督教中的“Yahweh/Jehovah”。在法国，Pierre Abel在其著作（Essay on the Life and Ideas of Lao-tseu，a Chinese Philosopher of the Sixth Century B.C.，Who has Propagated the Ideas Commonly held by Pythagoras，Plato and Their Disciples.）中，依据“老子化胡说”，认为老子观点与“新柏拉图主义”有联系，而将《道德经》的“道”与柏拉图的“理智（Logos）”相关联；同时，还有法国人把《道德经》与印度吠陀哲学相比较，将“道”等同于“婆罗门”。英国汉学家Lionel Giles和新教徒John Chalmers都曾将《道德经》与基督教的约翰福音（Gospel of John）联系起来。在德国，《道德经》在被输入过程中，德国的哲学家们也普遍认为《道德经》受到过德国哲学思想（德国理想主义）的影响。之后，罗教授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道德经》在西方的流传和误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美国“嬉皮士（Hippie）”运动的兴盛，出现了许多疯狂的文化现象，《道德经》成为嬉皮士们非常热爱的书籍。例如曾执教于哈佛大学的Timothy Leary教授，他虽不懂中文，却从药品中获取灵力，将《道德经》译成了英文，罗柏松教授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幻觉剂的理解(Psychedelic Reading）”；同时他还提到著名的“披头士（Beatles）”乐队曾因从《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中获得灵感而创作了流行摇滚歌曲（The Inner Light）。更有趣地是，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198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引用了《道德经》的内容（治大国，若烹小鲜），他还将老道思想与美国治国理念相结合。此外，Stephen Mitchell 也是一位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只因他曾长期禅坐而产生特异功能，后获得出版社的高额赞助，也将《道德经》翻译成了英文。

综上所述，西方人对《道德经》和道教产生过一系列误解。这些跨文化的误读也对西方学术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人们用“道家（Taoism）”“正（Pure）”“哲学（Philosophy）”等术语来表达道教的正面形象，而用“道教（Daoism）”“邪（Impure）”“宗教实践（Religion Practice）”等词汇来形容道教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误读和偏见，也阻滞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道教的历史进程，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开始起步。但罗教授谈到，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道教研究的热情在不断升温。

讲座之后，白彬教授结合自身曾在哈佛大学的访学经历，对罗柏松教授的讲座内容和治学路径给予高度评析。最后，在场员工就宗教信仰与学术研究、民间宗教、西王母等话题与罗柏松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